一

中国诗学不仅是诗歌及诗歌现象的阐释者，而且也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“向导”。“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几乎是与新诗同步的。”“新诗的开山人胡适”在《谈新诗》中认为，新诗不但要打破五七言的诗体，更要推翻词调曲谱的束缚，“不拘格律，不拘平仄，不拘长短”，最终形成新诗“是自由的，是不拘格律的”诗学观念。他还指出：“新诗大多数的趋势，依我们看来，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，那个方向便是‘自然的音节’。”20世纪初的“白话诗实验”是一次针对古代格律诗的大反动，冲破了古诗板滞的格式束缚，获得了“作诗如作文”的诗体大解放。“初期白话诗完成了它所担负的由旧诗向新诗过渡的历史使命。”“‘五四’白话新诗运动真正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。”但初期白话诗也存在先天不足的浅白和粗糙，闻一多曾批评初期的白话诗人，“都有一种极沉痛的通病，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，因此他们诗中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”。这一现象与“初期白话诗学的观念主要是诗体解放、自然音节、作诗如作文和明白清楚等”有关。1920年，以书信形式出现谈诗的文章有《三叶集》。专论有宗白华的《新诗略谈》、康白情的《新诗底我见》、周作人的《论小诗》、闻一多的《〈女神〉之时代精神》和《〈女神〉之地方色彩》等。专门著作有汪静之的《诗歌原理》。这些诗学著作标志着诗学雏形的形成。

郭沫若狂飙突进，诗风浪漫，主张诗是“自我”“自然”和“艺术”的三位一体的自由创造。“新月诗派”诗人闻一多力倡“三美”，实践“创格”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话诗“实为白话而非诗”的尴尬局面，确立了新诗正确发展的航向。“取法于古人和前辈”的臧克家因受闻一多的影响，提倡“呕心沥血，苦痛沉吟”，诗风似“孟郊”。以朱自清、废名、梁宗岱为代表的诗学上的学院派立足传统，借鉴西方心理学，理论趋向系统化。朱自清的《新诗杂话》、废名的《新诗问答》、梁宗岱的《诗与真》等可见一斑。现代主义学派是现代诗学中的主流派别，刘半农的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》，茅盾的《论早期白话诗》《徐志摩论》等清晰可鉴。象征主义诗学派别“重感觉”，在“纯诗”和“色彩”中多用暗示和比喻的艺术技法。王独清明确指出：“我理想中最完美的‘诗’便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：（情+力）+（音+色）=诗。”其实这也是李金发、穆木天、冯乃超、姚蓬子、施蛰存等共有的相似的艺术情趣和变调。从象征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戴望舒注重意象技巧的运用，善于营造新颖别致的意象。在创作手法上戴望舒有独到的见解：“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，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。倘把诗的情趣去适应呆滞的、表面的旧规律，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。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，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适的鞋子，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。”

以胡风为代表的“七月派”强调诗人“跳跃在时代的激流里”，反对“空洞的叫喊”和“感伤主义”，提倡“主观战斗精神”，有着普遍的自觉的诗学追求。“九叶诗群”在诗歌本体论上，主张以经验的升华和提纯取代抒情，诗不再是情感的“宣泄”。在诗学观念上提出“新诗戏剧化”：情感向理性转化；审美体验的间接性。“新诗戏剧化”的结果使诗产生朦胧、静穆、幽远之美。20世纪30、40年代，“普罗诗歌”和解放区、国统区的朗诵诗和墙头诗运动，也是当时一股强大的诗学思潮。“普罗诗歌”有一个公式：“革命+恋爱”。朗诵诗和墙头诗运动推动诗歌“散文化”和“平民化”，鼓动和彰显“集体意识”。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共生共长，真正标志中国现代诗学走向成熟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四大“诗论”，即艾青的《诗论》、朱光潜的《诗论》、朱自清的《新诗杂话》、李广田的《诗的艺术》。

二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的“万象”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歌中，诗歌不会拒绝人们所生活的时代，有时会充当政治的传声筒和时代的代言人。诗学无法生活在真空中，必然要与政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。“二为”方针的确立，政治抒情诗在这一时期极为盛行。“东方红”“红心”“太阳”“青松”“梅花”“松柏”“山峰”“长城”“长江”“黄河”等是频繁使用的意象。诗歌评判“政治标准”压倒一切，出现多元诗学格局式微，“政治论诗学”一元主导的局面。“政治论诗学”严重损害了诗的美与真，违背了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，1958年“新民歌运动”导致了“诗歌大跃进”。中国现代诗学由“一江春水”变成残喘的小溪，走向一段非常态的窄化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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